建安二十五年(220年)正月，曹操临终前颁布了《遗令》。其中有云：“吾在军中，持法是也。至于小忿怒，大过失，不当效也。”

　　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曹操的这句临终遗言，当属其真实心境的袒露。苏东坡对曹操《遗令》有八字评价：“平生奸伪，死见其性。”此“性”，当是真性情。作为一代枭雄，曹操能在临终之际剖析自己、作自我批评，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。较之于只讲“过五关”、不言“走麦城”，曹操敢作敢为、对自己一分为二，确乎难能可贵。曹操未明说其有哪些“小忿怒，大过失”，愚以为，其杀华佗怕属一“大过失”。

　　《三国志·魏书·方技传第二十九》载：华佗医技卓绝，“太祖闻而召佗，佗常在左右。太祖苦头风，每发，心乱目眩，佗针鬲(针刺横膈膜)，随手而差(病愈)”。华佗本是读书人，靠行医养活自己。其时行医属“方技”，被视为贱业，华佗时常“自悔”。所以，当曹操病重时，让华佗专为自己治病，华佗很不情愿。“佗曰：‘此近难济，恒事攻治，可延岁月。’”即此病一时难治好，得长期治，能延缓寿命。华佗因离家太久，说要治好此病，得回家去拿医书。他到家后，便以妻子有病为由，不归。

　　于是，曹操先是“累书呼”，“又敕郡县发遣”，多次催他回来。华佗自恃有才能，不愿受一人所驱使。所以曹操“使人往检，若妻信(果真)病，赐小豆四十斛，宽假限日。若其虚诈，便收送(拘押)之”。当部下回报华佗不识抬举时，曹操怒火中烧，怕远非“小忿怒”了。

　　华佗被问罪时，荀彧曾向曹操求情：“佗术实工，人命所县，宜含宥之。”意谓华佗医术高明，能解救人命，应宽容他。此言可谓中肯剀切。然而，“太祖曰：‘不忧，天下当无此鼠辈耶?’”“佗临死，出一卷书与狱吏，曰：‘此可以活人。’吏畏法不受，佗亦不强，索火烧之。”华佗临终前，想把自己的医书留存于世，亦可见其仁爱济世之心。

　　华佗死后，曹操的病仍没好，说“佗能愈此。小人养吾病，欲以自重，然吾不杀此子，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。”即谓华佗能治好此病，他是有意不给我治，想以此来抬高自己，我不杀他，他也不会给我断掉这个病根。直到曹操在其爱子仓舒(曹冲)病危时，才叹息道：“吾悔杀华佗，令此儿强死也。”

　　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喜怒哀乐，人皆有之。人在发怒时，会失去理智、意气用事，会忘掉长远或整体利益。所以，控制情绪，对于身居要职、肩负重任者来说，至关紧要。所谓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。曹操要杀华佗，即便有荀彧为之求情，仍一意孤行，可见其怒火不可遏制。然而事后冷静时，却悔之晚矣。曹操在爱子病危时说“吾悔杀华佗”，临终时又告诫后人“小忿怒，大过失，不当效也”，皆是良心发现的由衷之言。

　　末了试想，如果曹操能听从荀彧求情，不杀华佗，不仅其爱子会存活，华佗亦会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;他那部医书若能传之后世，亦会成为中华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造福社会大众。

　　只是，人生没有如果，历史不会重来。(吴鸣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