咸丰十一年(1861年)初秋，当方大湜作为代理知县来到湖北襄阳的时候，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摊子：飞蝗遍布乡野、庄稼遭到噬虐。对此，一个幕友不禁感叹：东翁真是时运不济。

　　方大湜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迅速召集县丞、县尉商议，责令所有官吏和衙役与乡民一起抗灾。他穿着草鞋，手持竹竿，带领幕友和长随奔赴灾情最重的乡村。经过三天努力，蝗灾得以消除。

　　解除蝗患之后，方大湜立即投入其他繁务之中。方大湜的做官理念是：“造福莫如州县。”“办大事须有担当，须将功名置于度外;若无担当，必至误事。”

　　所谓造福，当然是兴利除弊。鉴于干旱易起蝗灾，方大湜疏浚城南襄水故道，水渠建成后，数万亩旱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。对于兴学校、课蚕桑这类益民智、增民利的事情，方大湜也倾注大量心血。有时，方大湜还会携带一吏一挑夫，行走在襄阳乡间，为百姓现场解决纠纷。短短一年时间，方大湜就赢得了襄阳民众的广泛好评。

　　方大湜署理一年襄阳知县，湖北巡抚严树森闻知他政绩突出，奏请恢复其原职，即去掉署理，正式担任知县。从同治到光绪年间，方大湜的官职不断提升，直至直隶按察使、山西布政使。无论担任什么官职，方大湜都有所作为，深得民心。比如，在宜昌知府任上，面对特大洪涝灾害，他妥善安置赈济灾民，使灾户无失所。在武昌知府任上，他力主疏通樊口港道，破解了当地居民多年来屡遭内湖水患困扰的难题。

　　方大湜认为，做官不仅是“苦事”，而且“不易做”;说官好做，便不是做好官的人。方大湜恪守自己信奉的为官之道。在他看来，做好官必须“清慎勤”。所谓“清”，就是居官要清廉。他说，官不可贪，官不必贪。做贪官，有坏心术、败风俗、损声名、干国法、辱祖宗、毒子孙等六大害处。所谓“慎”，就是居官要谨慎，做到慎言慎行慎独。所谓“勤”，就是居官要勤勉，分内事务亲力亲为，不可荒废政事，不做“甩手掌柜”。

　　儒家一向崇尚仁爱，倡导施行仁政。但是在清代，“即使以仁厚著称的州县官们也坦率地承认，很难将仁爱原则在实践中贯彻。”(瞿同祖《清代地方政府》)当时，对于大部分州县官来说，“杖责”是迫使农户缴纳税赋的最常用手段。

　　然而，方大湜却是一个例外。他不仅有一颗爱民之心，而且在实践中施行仁政。做了近十年广济、襄阳知县，方大湜从未使用“杖责”的方式催缴税赋。方大湜时常深入偏远的村落，向村民征收粮税，而村民无不按时缴纳。真正让村民心悦诚服的是方大湜把税赋控制在合理的额度，没有加重他们的额外负担。方大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不仅是因为他严于律己、清廉勤勉，降低了行政成本，而且对胥吏衙役和身边人员严格约束，将“陋规”压缩到最低限度。这样，虽然有损依附官府而生存的那些人利益，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却是意义深远的。

　　方大湜，湖南巴陵人。晚清时期，湖南涌现出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等名臣。方大湜原是胡林翼帐下幕僚，咸丰五年(1855年)出任广济知县。尽管方大湜的声名不及上述同乡显赫，但他在知县、知府任上表现颇为卓越，不愧为地方长官的优秀典范。他的著述《平平言》，书写自己做官心得，虽然平实无华，但不乏真知灼见，值得后人仔细品味与借鉴。(陈良)